上海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建党活动的开展。此后，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相继建立。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领导下成立的。
五四运动后，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张国恩与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他们以此为基础，除了深入工厂，接近工人群众，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外，还通过举办工人夜校、举办识字班等方式，吸引工人群众参加，以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1920年夏，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参与组织创建的李汉俊即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来又赶到武汉，与董必武等商议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与此同时，曾在广东从事社会主义宣传工作的刘伯垂也由广州回到武汉，途经上海时，受陈独秀委派到武汉组建党组织。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同年8月，在武昌董必武的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并推选包惠僧任书记。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等人的筹划下创立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就认识了陈独秀。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他又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和陈独秀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而且，这两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情况和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情况，也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0年7月，他回到长沙后，即从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与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及新民学会的其他中坚分子积极讨论建党问题。在他们的通信中，蔡和森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对蔡和森的这一主张，毛泽东十分赞同。他在回信中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1920年冬，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相较于其他地方，过程更为曲折。
1920年7月，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并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回到广州。遵照陈独秀的意见，他们于同年8月开始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工人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影响很大，一些认同社会主义的青年纷纷要求加入青年团。
尽管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曾一度合作宣传过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而在改造社会的实际工作中往往难以达成共识，思想分歧也越来越大。
促使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由矛盾冲突走向彻底决裂的，还是陈独秀。同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到达广州之后，陈独秀即约见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商谈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事宜。
就在陈独秀到达广州的三个月前，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也来到广州，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共有9人，除两个俄国人外，其余7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分歧，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拒绝参加这个组织。而且，当陈独秀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上述组织进行讨论时，党纲中有些条文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反对。
在此局面下，陈独秀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他通过演讲或撰文的方式，一方面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猛烈批判无政府主义，最终使社会主义者从思想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这样，在陈独秀的领导和主持下，1921年春，广州“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党的早期组织先后由陈独秀、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21年春建立的。
早在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便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组织曾被反动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予以取缔。此后，它又半公开地活动了一段时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会员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分歧，他们中的一些先进分子成为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这样，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6个城市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与此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党的一大前各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表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这些早期组织的相继建立，使共产党组织在全国形成了北起北京、南至广州、上海居中的发展态势，从而为党的一大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